巴中与巴文化

　　总之，巴人活动、居住的范围，巴文化的范围曾经很宽。在这么宽的地域范围内，先秦时有很多族群和小国。我们川大历史系过去有位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说过，历史上的巴国实际上是一个联盟，由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邦国联合而成。巴王是联盟的首领，我把他称为共主。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之下，在联盟内部，有枳（今天涪陵一带）之巴，有廪君之巴，有板盾之巴，还有姬姓之巴，还有其他的巴。姬姓之巴是共主，又叫巴王，是周王分封的宗亲，它借助周王的力量因而最强。賨人之巴或者板楯蛮之巴，就是以渠江流域一带为中心，应该是诸巴之中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跨了大巴山及其南北麓。姬姓的巴最早就活动在大巴山北麓的汉水流域，这个巴在《左传》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时主要就是在汉水上中游地区活动，并且整合整个大巴山及其周边地区各族群邦国成为其领导下的大型政治联盟。我们知道汉水上中游地区就紧靠着大巴山地，在大巴山以北、以东那边，而大巴山以南、以西就是我们巴中和渠江流域这边，两边通过发源于大巴山的河流谷地通道相互交通。

　　在巴国联盟稳固的春秋时期，巴人曾相当强大，与当时的一流强国楚国多次交锋，有胜有负。当然从长远看最后还是屈居下风，因为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在战国晚期秦要统一天下之前，真正能够和秦形成对手的就是楚国，而且楚和秦在川东地区反复拉锯争夺，相互之间的战争非常激烈。在这个过程当中，巴人后来逐渐失去了它在汉水流域的地盘，退到了四川盆地。楚人并不罢休，又沿着长江水道继续西进，就把巴人不断地向四川盆地内部逼压，因此至少是到了战国的中晚期以后，巴的地域相对就比较狭小了。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学的材料，当时楚人已经来到了我们川东地区。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靠近三峡的传统川东地区有一个叫做云阳的县，在那里有个地方叫故陵，"故"曾被误写成"固"。传说云阳故陵就是楚国的王陵所在地。过去我们对此都觉得不可信。近年来三峡大坝的修建，集中了几乎全国的考古学力量，包括我们四川大学的考古专业，几十家考古单位云集在峡江地区，搞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楚文化的因素，其西界至少已经到了今天忠县一带，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典型的楚文化墓葬，也就是楚国移民的墓葬，这说明楚国已经占领了三峡以西相当远的地方。我们认为，从文献记载看，其移民范围可能还要往忠县以西，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川东长江沿岸这些典型的楚人墓葬很能说明问题，事情非常清楚，就是楚人已到了这个地方，生活在这里，去世以后也就埋在这里了。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和文献当中反映的楚人强大起来以后，不断向西推进、开拓这样一个趋势完全吻合。

　　第二，我和一些同仁近年来承担了省上的一个重大学术工程叫《巴蜀文化通史》，由此派生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项目就是《巴蜀全书》，前不久省委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还专门提到《巴蜀全书》。在做相关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北宋的《元丰九域志》里的一条材料，说是在今天达县这个地方，有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春申君的故里。春申君在战国时期与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合称"战国四公子"，是当时非常有名风云人物。楚国春申君的故里怎么会跑到达县这个地方来呢？乍一看非常奇怪，刚开始我也不相信，觉得这恐怕是前人不留心的一个误记。后来发现一系列的文献当中都有相关或相似的记载或反映，因为《元丰九域志》讲得很清楚，这个记载出自旧时《图经》，就是过去地方志的记载，《图经》顾名思义就是有图有经，应该相当清楚。其后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官修地方志，都记载这个事情，看来不是偶然的。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西南地区过去的文献当中，多有楚国向西南地区移民的传说记载。如贵州的苗族地区就有所谓宋家苗和蔡家苗，文献记载得很清楚，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灭掉了宋国和蔡国以后，把两国的贵族迁徙到了这一带的后裔，他们大量地保持了中原地区贵族的传统。根据清代的文献，他们耕读传家，虽然早已经融入苗区，却文化很高，不仅通汉文，而且出了很多文化人，与其他苗族明显不同。看来，这都是先秦时期楚人向西推进、移民西南地区的记载。

　　举这上面些例子，主要想说明，尽管楚人西进，巴的地盘大大缩小后，巴中地区仍然在巴国范围内，而且一直处于其腹心地区。对此我们还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出一些其他的依据，比如《华阳国志》的《巴志》就明确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而垫江以西，则多为巴人。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垫江是哪里？不是现在的垫江县，而是今天的合川，它和江州（重庆）恰好在嘉陵江下游干流这样一条南北的纵轴线上。这条纵轴线以东，《巴志》说"其人半楚"，就是有一半的人都来自楚地，说明当时有大量的楚国移民，地点则在达县，处于今天巴中地区的东边。而在巴中地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楚人在这个地方居住和活动的直接记载。看来，巴中地区不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巴国的腹心地区，而且当着巴国的地理范围缩小以后，确实仍然在巴国范围内，因而一直保留了比较原真、原本的巴文化的本底。这样的情况，显然和巴中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楚人向西是逐步推进的，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推进到巴中一带，秦人就已经把他们灭掉了。因为文献记载反映，楚人攻占江州、垫江一带以后不久，秦国的著名大将白起就大败楚军，把楚国的首都郢都（在今天湖北江陵）攻占了，楚人只好东迁到了今天河南省东部的淮阳，历史上叫陈，离山东不远。后来在秦的进一步紧逼下，楚国都城又南迁到了今天安徽寿春，最后被秦人灭掉了。楚国之所以那么强大最后也被灭亡，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上落后了。它没有采取像秦人一样比较彻底的改革，所以尽管它几乎具有整个长江流域的中下游，甚至包括一部分长江上游地区，疆域最辽阔，可能人口也是最多的，但是最后在统一战争中失败了。

　　秦灭巴蜀后，在今天川东一带设立了巴郡，巴中地区属于巴郡。此后到东汉末年，我们四川亦即当时的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巴郡、永宁郡、固陵郡。三者都分别拥有了过去巴国也即其后巴郡的一些地盘，当时汉昌县，就是我们巴中一带原来最早的县名，仍然属于巴郡。几年以后，刘璋又重新在地名上做了调整，把包括今天巴中的原巴郡改称巴西郡；把永宁郡叫做巴郡；再把固陵郡叫做巴东郡，东界在今天奉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巴"及其由来，它们都在传统四川的地域内。由此可知，今天湖北省的巴东并不属于历史上"三巴"的巴东郡，但是巴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到过今天湖北省巴东县这一带，则是没有问题的。

　　很显然，无论是从《华阳国志》所讲到的巴国疆域，还是战国中晚期巴国的势力衰弱、地盘缩小以后，渠江流域、特别是巴中地区都一直保留在巴国范围内，处于巴文化的腹心地带。秦汉时期，今天巴中一带一直属于巴郡，其后或属于巴郡，或属于巴西郡，北魏以来一直叫巴州，更足以说明它与巴文化的密切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巴中地区过去一直在巴国或巴地范围内，历史上就一直是巴文化的中心地域之一，是巴文化的故里。今天我们提出要研究和大力弘扬巴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出要打造新时代"巴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崇高理念和目标，不仅有历史依据，而且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前进的角度看也非常必要。

　　这里对"巴中"一名也略说几句。我们知道今天的"巴中"是一个地级市的名称，早先则是一个县的名称，这是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巴中"，出现于民国初年，当时把巴州改名为巴中。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改？是有道理的。和它由内在关系、作为区域性地名的"巴中"，在历史文献当中很早就出现了。举个例子，《后汉书》的《巴郡南郡蛮传》就讲到"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这就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张仪带兵一举把巴和蜀这两个国家都兼并了。很显然，这里说的"巴中"，就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个地域概念，与"蜀中"、"汉中"、"关中"一样，都是习惯性的地域称谓。再比如，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左思，他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蜀都赋》，赋里提到"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所谓濮人，指当时在南方地区的一个农耕民族，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系统，所以左思称之为"百濮"，賨人或者板楯蛮就属于这个系统，后来融入了汉族。至于他说的"巴中"，显然与上面一样，也是作为地域概念的、广义的"巴"，有巴地之中的意思。这就与我们今天的巴中相关了，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今天的巴中一直就在巴国、巴地和巴文化范围内，处于其中心区域，也就是巴地之中，所以民国初年将巴州更名为巴中，可以说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由上可知，历史上巴的地域是有发展变化的，有分有合。三巴分置以后，渠江流域尤其是巴中地区仍然在巴文化核心区域。大家都知道行政区域的变化在古今都经常会发生，比如传统上地属三巴的重庆，前些年就分出去建立了直辖市。直辖以后，重庆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巴渝文化"这一概念，不再讲巴蜀文化。其实重庆只是秦汉时期巴郡或汉以后三巴的一部分，一半以上的传统巴地仍然保留在今天四川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四川地区仍然要旗帜鲜明、充满信心地研究巴蜀文化。近年来，重庆的学者也开始发生转变，积极与我们合作，一起来做巴蜀文化的研究。我们《巴蜀文化通史》有两卷，就是由重庆的学者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