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茶史到红楼茶事

 

　　红学发展至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这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并不算长，然而因其产生的专著、论文等学术成果早已汗牛充栋。如此丰硕的学术研究原本应该让人振奋，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红楼书籍总有莫可名状的伤感，其中悲喜欢愉，五味杂陈难以言表。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种感知所困顿，就如同陷入了迷雾与泥潭不能自拔，越挣扎越难以呼吸。红楼学术的研究路径可谓阡陌交错，看似四通八达，然而在很多道路上又似乎弥漫着荒诞与诡谲的浓烟，让人望而却步。红学有历史，这表明它是充满活力的;一书能名学，这表明它是有学理逻辑的;红楼有流派，这表明它是可释可辨的。然而当我们乐此不疲地在自己开创的红楼园地里自圆其说，振臂高呼，越走越远之时，我们也许都忘记了问“红学为什么而出发?”这个简单至极的问题。正是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才导致了原本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大观园，如今却是狰狞相向。

　　彭从凯先生不是专门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然而一部《红楼茶事》却让我看到了大道至简的学术原则。单纯地出发又简单地结束，清爽明了，来去从容。其中没有怪力乱神，没有唾沫横飞，只有娓娓道来，引经据典，辨源识径。你能从一本《红楼茶事》读懂一部《中国茶史》，你又能从中国茶史看到红楼茶事的来龙去脉。其中桩桩件件，有考有辨，蔚为大观。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一位并非从事红学专门研究的学者，在其专著里却让我看到了红学研究的真正意义——回文归本。

　　因为《红楼梦》研究的现实状态让不少有文化责任感的红学家们担忧，所以近些年呼唤“回归文本”的声音渐次高涨。然而善意地唤醒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尴尬，当人们一头扎进《红楼梦》文本之时，却并不知道要在字里行间寻找些什么?于是宫闱秘史说、勾心斗角论纷至沓来，街头巷尾道听途说之流皆可以和《红楼梦》拉扯上关系，美其名曰细读文本。但是这一切所谓学术研究的意义究竟在何处?不惠及民众的研究，不能传承与发扬本源文化的学术，恐怕最后只能落于写书人聊以自慰，孤芳自赏的宿命。当今红学界“回归文本”的呐喊并没有错，但是回到何处?归到何地?却含混不清，这正是红学研究始终尴尬的根源。《红楼梦》扎根于中华文化，它蕴藏着丰厚的华夏文化基因，这一点无可异议。换句话说《红楼梦》的伟大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推动着红学跃居显学之尊的能量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既然如此“回归文本”的字样就应该变换一下位置——“回文归本”。所以我们应该振臂高呼的是：“回到《红楼梦》文本之中，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本。”以《红楼梦》作为透视、欣赏、研究、传承中国本源文化才是未来红学的坦途。红学就如同透视中国文化的窗子，它的精雕细琢自不必说，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扇窗你最终看到了什么，领悟到了什么!恐怕这才是一扇窗的终极意义。

　　彭从凯先生撰写的《红楼茶事》，所彰显的“回文归本”的红学精神最是清晰明了。彭先生回到《红楼梦》中，徜徉在红楼茶事里，将整部书的茶品、茶具、茶水、茶果、茶境、茶俗、茶诗来了一次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从附录《<红楼梦>茶事摘句》就能看出这一项工作的琐碎与细腻，这正是“回文”的体现。与此同时，我又从彭先生洋洋洒洒的笔尖下读到了蔚为壮观的中国茶史，从唐代的贡茶制度到宋代的精美茶具，从元代的茶叶制造到明代的吃茶方法，从妙玉收的梅花上的雪到茶和水的关系，从王熙凤的一句玩笑话说到茶礼、茶赠、茶祭。这种酣畅淋漓，这种通透了然，这种纵横茶史的博大，这种出入红楼闺阁的精细正是红学“归本”精神的呈现。所以读彭先生的著作，总会有一种空间的穿越感，不知道是从《红楼梦》到中国茶史，还是在中国茶史中品评红楼茶事，然而一起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彭从凯先生在《凡例》中说《红楼茶事》遵“事以类从”之例，以“茶道即人道”、“茶性即人性”、“茶品即人品”的文人情怀和人文思想为主旨。这为此书奠定了理论逻辑和勾勒了撰写脉络。通读全书，其中呈现出了“四性”状态。

　　第一，红楼统计性。彭先生在一年内细读《红楼梦》文本四遍之后，将红楼相关茶事细细归纳、统计了出来。这既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功，也是探究红楼茶事的前提条件。在第一章《<红楼梦>中茶事概述》里就罗列了详细而准确的相关数据，例如全书出现“茶”字489处，茶事器具共有20类72处，分列全书出现的茶叶品目等等，并且在书末附录了《红楼梦》中的茶事摘句。这是红学界到目前为止，统计最详尽，数据最准确的红楼茶事信息。这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参考与便利。

　　第二，认知更正性。《红楼梦》博大精深，所涉及的内容与知识可谓浩瀚无边，注解《红楼梦》更是一项宏大的工程。然而再才高八斗，再满腹经纶的红学家也未必能面面俱到，所以注释红楼文本最权威的《红楼梦大辞典》也不免有疏漏之处。但是这些疏漏如果不是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是很难被发现的。而彭从凯先生刚好站在茶史专家的角度为我们更正了一些知识性错误。例如《红楼梦》中的“茶面子”，红学研究者们多认为是贾府常吃的一种点心或小吃。通过彭先生的研究对比，再依据红楼文本中的故事情节描写推断“茶面子即末茶之名”。又以《说文解字》、《广雅》等文献记载再次佐证了这一观点。有理有据，不得不服，这为完善《红楼梦》注解又弥补了一点缺失。

　　第三，辨识考证性。陈维昭先生在《红学通史》一书中说，《红楼梦》具有较强的待释、待考状态。产生这两种学术状态的根源是复杂的，除了文学作品具有先天的阐释性以外，《红楼梦》因为传抄版本的错综复杂导致了红学后天的待考性。例如贾宝玉的小厮茗烟，到底叫“茗烟”还是叫“焙茗”，不同的版本有不一样的表述。庚辰本直接称呼为“焙茗”，梦稿本中又有从“茗烟”改为“焙茗”的情节描写。彭从凯先生从茶叶制造史的视角出发，辨识梳理各类版本的异同之后，倾向于“焙茗”。贾宝玉身边有六个小厮，分别是焙茗、引泉、扫花、挑云、伴鹤、锄药。彭先生认为：“这六个小厮的名字都很雅致，有茗、泉、花、云、鹤、药。这六个小厮的名字中第一个字焙、引、扫、挑、伴、锄都是动词。用焙茗则与其他五位小厮的名字从词语结构上相谐和。”通过彭先生这样一解释，似乎“茗烟”与“焙茗”之争可以暂告一段落了。

　　第四，文化根源性。这是《红楼茶事》一书的最大亮点，它充分彰显了以《红楼梦》作为引子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红楼茶事”如果去掉“红楼”二字就是“茶史”，一部简约而不简单的中国茶史文化。彭从凯先生在写作中也极力地展示了这一层面的文化内涵，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描写贾宝玉因为想着芦雪庵的活动，迫不及待，所以“以茶泡饭”赶时间。彭先生就能从最早记录茶泡饭的《古食珍选录》一直说到“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茶泡饭”的川东北民俗。这份文献功力真让人佩服，同时也让读者从一件小小的“茶事”拓展开来，深刻细腻地了解一份茶史。

　　中国文化界有一种奇特的现象，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还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会和红学有一丝牵连。正如刘梦溪先生说：“一部《红楼梦》仿佛装有整个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红楼的这份召唤力是惊人的，恰巧又因这份召唤力成就了红学的厚重与博大。彭从凯先生是四川巴中知名学者，曾著有《中国古代茶法概述》、《通江茶事概览》等茶史专著，如今又将中国茶文化与《红楼梦》结合起来研究，独辟蹊径，融红楼茶事于中国茶史之中，让我们在一位茶史专家的笔尖下读到了一部别有韵味的《红楼茶事》。

　　我想，曹雪芹是幸运的，因为有如此多的人懂他敬他。《红楼梦》是幸运的，因为它聚集起来的不仅仅是红学家，有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管理学家、建筑学家，还有像彭从凯先生这样的茶史专家。红学也是幸运的，因为它熔铸了各领域的专业专攻，从而成就了它显学之尊的荣耀。红学的未来也必将在不同视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切入下五彩斑斓。

 

　　2014年9月5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