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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张贤亮因肺癌医治无效去世 享年78岁

2014年09月28日作者:石剑峰 来源:四川作家网 浏览:11299次

 

作家张贤亮

 

  9月27日下午2时,作家张贤亮因肺癌医治无效在宁夏银川去世,享年78岁。他的追悼会将于9月30日在银川举行。

  作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的作者,张贤亮是新时期以来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0年代的“右派写作”揭露了文革与反右的苦难,同时开拓了身体、欲望和生命的写作,这在当时具有很强的争议性。

  张贤亮的争议性还在于,他是最早下海的作家,1992年12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1993年初他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该公司所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西部最著名的影视城,《双旗镇刀客》、《新龙门客栈》和《大话西游》等经典影视剧都在那里拍摄,他也成为宁夏商界的风云人物。

  张贤亮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是2009年在《收获》上发表的《壹亿陆》,这部充满着荒诞、情色描写的小说试图以“精子危机”来揭示中国社会的危机,这同样是一部充满争议的小说。

  张贤亮的文学写作、人生经历、个人言论,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当代文学研究学者陈思和看来,“他就是一个异端。”

  作家王安忆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早前听说张贤亮得了重病,一直在积极治疗,“但这么快就离开,也感到很突然。”

  王安忆认为,张贤亮的小说在1980年代影响很大,他是19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对于新时期文学有开拓性。“我最喜欢他的小说是《河的子孙》,我认为这是他最好的小说。”

  《收获》编辑钟红明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收获》一直关注着张贤亮的病情,“但还是很意外”。

  据钟红明介绍,2009年,张贤亮在《收获》发表《壹亿陆》之后,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就是写自己的家族史,他说那是他最想写的,他说写下来不是为了发表。

  “我知道这些年他已经写了,但写的很艰难。现在很遗憾,我们看不到这部作品了。”钟红明说,“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潇洒,生命力旺盛,思维极度活跃。”

  钟红明评价张贤亮是:他对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制度的思考深入而一针见血,而文学细节的描述又非常生动,他的作品常常掀起风暴。

  “同仁还一起到张贤亮的镇北堡玩过数日。住在他的马樱花休假中心。穿行在他放羊,读资本论的城墙洞,他寄信给母亲的邮局,去过他的四合院……”钟红明回忆说,“他讲述作家的想象力,比如印在馍馍上那个手指印就源自想象……他描述过,众多向日葵一起燃放的季节,就在他的镇北堡影视城,因为季节原因我们当年没有看到。”

  钟红明以为还会有机会目睹,然后再一次听见张贤亮爽朗的笑声,“很忧伤,他现在就离去了。”

  1936年12月,张贤亮出生于南京,张贤亮的父亲曾留学美国,后为国民政府官僚,1949年被关押,后死于狱中。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前夕,随家人逃离,幸免于难。

  1954年,18岁的张贤亮从北京的高中肄业,前往宁夏贺兰县插队,不久任宁夏省委干部文化学校教员。

  张贤亮14岁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打为右派,接受劳改、管制、监禁达22年,其间曾外逃流浪,1979年9月获平反。

  劳改、管制、监禁的22年是张贤亮在新时期写作的最重要素材,他也因此被划为所谓的“右派作家”之一。这段人生经历,张贤亮在不同场合都曾回忆过。

  在张贤亮给《收获》杂志写的“亲历历史”专栏中,他的《美丽》一文详细回忆了自己的监狱生涯。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

  长期的监禁生活,张贤亮把劳改队形容为是自己的家,“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

  但张贤亮也说,经过1960年全国范围的大饥馑和《资本论》的启发,思想已开始有所觉悟,饿死了老百姓的社会叫什么“社会主义”?这一想法,他写进了小说《我的菩提树》。

 

  “文革”等政治运动是张贤亮写作的母题之一,是他一辈子写作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张贤亮说,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张贤亮在1980年代是所谓“右派”作家。陈思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时的右派作家大都集中在北京和江南,这些右派作家回家了,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唯独有少数几个作家留在了当年流放的地方,张贤亮就一直在宁夏。

  “正因为他在宁夏,使得我们的文学地图更宽阔,而他的作品又是与他受难的地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写作与那块土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他的右派写作跟其他人不同,与当时的主流文学也不一样。”陈思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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