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品茶环境,不仅在其景、其物,还要讲人品、讲事体。人们对品茶择境,虽然是对饮茶时自然环境的选择,其实也是对人的选择,对烹煮法度、品饮方式、茶礼茶仪、环境氛围等和谐协调的选择,是最能体现古人“茶道即人道”、“茶性即人性”、“茶品即人品”的文人情怀和人文思想的选择。
一、品茶的人境
与人茶饮是一件乐事,独乐不如与人乐,然而同乐之人要志趣相投方能得趣,而饮茶人的品德则要与茶道相宜。陆羽著《茶经》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支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在这里陆羽提出了茶性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明陆树声著《茶寮记》,罗列煎茶七类,“一人品、二品泉、三烹点、 四尝茶、五茶候、六茶侣、七茶勋。”品茶者的“人品”是第一位的,他指出“煎茶非浪漫,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也就是说品茶是一件很神圣很高雅的事情,人品要如茶品般清醇、清香、清纯、清雅、清正,其茶饮活动才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品饮之道,才符合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清、敬、和、美”,才能体现人与人之间互相敬重的友好关系和人对自然、规律、历史、人民的敬畏之心。品茶之道,也是人道和社会的运行之道。
那么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煮茶品饮最为适宜呢?明陆树声著《茶寮记·煎茶七类》、清陈鑑注补《虎丘茶经注补》中都认为:“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是最佳的茶侣。明徐惟起著《茗谭》中说:“饮茶须择清癯韵士为侣,始与茶理相契,若腯汉肥伧满身垢气,大损香味,不可与作缘。”明朱权在《茶谱》中说得更直截了当:“啜茶大忌白丁,故山谷曰‘著茶须是吃茶人’。”
古人对品茶人数也是很讲究的。陈继儒撰《茶话》中提出:“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黄龙德撰《茶说·八之侣》中说:“茶灶疏烟,松涛盈耳,独烹独啜,故自有一种乐趣。又不若与高人论道,词客聊诗,黄冠谈玄,缁衣讲禅,知己论心,散人说鬼之为愈也。对此佳宾,躬为茗事,七碗下咽而两腋清风顿起矣。较之独啜,更觉神怡。” 清陈鑑在他注补的《虎丘茶经注补》也引用高深甫的《八笺》内容说:“饮茶,一人独啜为上,二人次之,三人又次之,四五六人,是名施茶。”说明古人饮茶以人数少为得其雅趣,而尤以二三人为最佳,多则无趣,正如陈鑑所说:“饮茶如饮酒,其醉也非茶。”
古人将饮茶看作是明志及“有裨于修养之道”的一种方式。明朱权在《茶谱》绪论中言道:“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忘绝法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饮毕,童子接瓯而退。话久情长,礼陈再三,遂出琴棋。故山谷曰:‘金谷看花莫谩煎’是也。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使二老有知,亦为之大笑。其它闻之,莫不谓之迂阔。”在这里,朱权把饮茶提升到“道”的高度,不仅完善了唐宋以来的茶道艺术,而且为明及以后的文人茶饮向雅致化方向发展作了理论上的铺垫。“茶道即人道”,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和谐关系,也是人道和社会的运行之道。故品茶择境需先择其人也。
除人品之处,茶人还需要服饰得体、大方、简约;举止要儒雅、绅士,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态度要平和、可亲可近;谈吐要文雅,不可口若悬河、不可粗语恶言,不可高声喧哗。品饮过程要心怀感激,要尊重他人,尊重每一杯茶。
二、品茶的心境
茶可雅志,亦可养生。一壶在手,与心爱之人、志同道合之友,煮茗忆旧,品茶抒怀,在静穆悠游中享受茶趣,体现出“一闲对百忙”的心境,这时饮茶便成了一种艺术,一种修养自我的艺术,体现出的是饮茶人的“茶德”。
茶,不只在一个“喝”字,而重在一个“品”字。品茶的妙趣,不仅在于其色、其香、其味、其形,而且能使人把心放在闲处,涤荡性灵,保持心境中的一点清纯之气,以宁静平和的心境,偷得浮生半日闲,尘俗不侵,在清雅幽玄中自得其乐,使生命充盈起来。
唐代刘贞亮把品茶的功能精辟地总结为“十德”,其中“四德”是修身养性的精神,即“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清龚炜在《巢林笔谈续编》中也认为品茶“要需其人与茶品相得”。古人的品茶心态,决定了其在品茶时所具有的那种修养人品的清净心境。
当然,要想得到这些品茶的乐趣,不仅要了解茶的品质特征,茶的种类与特点,还要懂得冲泡茶的技巧、程序等。说到底,那就是一句话:“泡好每一杯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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