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富强,人民的物质生活显著提高,文化消费需求也迅速增大,文学的爱好者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喜闻乐见、弘扬正气、激荡人心的作品却越来越少,即使被我们称之为“大师”的鸿篇巨制和名目繁多的获奖作品,也鲜有问津,备受冷落。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而是文学缺乏对现实的关注。只要是了解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长久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占据着思想的前端,比如“五四”时期,作家们普遍走在时代的前列,文学是思想的先声,许多的文化、思想争论,也从文学界发端,进而波及到其他领域。但从1980年代以来,在文学主体论和文学本体论的指引下,文学或者从“向外转”变为“向内转”,强调个体而忽视社会;或者止步于“能指的循环”,津津乐道于文字和符号的游戏;结果最终都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性和批判性,而此后的中国文学也逐渐陷入到自吟自唱而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
曾几何时,中国文学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潮笼罩了一切,要么是剑走偏锋的先锋,要么是梦呓般的后现代,要么就是小资文学、妓女文学。记录时代变迁,反映时代心声这一文学功能已经蜕化成为某些作家谋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有人高呼:文学死了……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很少能看到那些深刻反映现实的题材了。用韩少功的话说,“民众关心的,他们不关心。民众高兴的,他们不高兴的。民众都看明白了的,他们还看不明白,总是别扭着。……以至现在,最平庸的人没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协会里混。最愚蠢的话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
虽然,“写作是个人的事”,但这绝不应该成为一个作家放纵自己的借口。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萨特在《文学是什么?》一书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当萨特说他是一个“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的作家时,他强调的就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性,这是萨特得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存在之上,萨特没有忘记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 作家需要关注现实,而只有关注现实,“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才能够起到自己的社会作用。也就是说,个人创造是基础,然后,在个人创造的基础上面对世界发言,这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境界,更是职责所在!
文学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实践。这种属性,便决定了文学需要具有社会意识、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因此,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对现实世界的依存关系。从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潮流和趋势来看,“关注现实”无疑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获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就十分推崇现实主义的艺术观点。应该记得,写作不仅是用智慧来证明一些生活的经验和遭遇,更是要用作家内心的勇气去证明存在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意义,以及人里面还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多丽丝·莱辛获奖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学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关注时代热点和精神。温家宝总理曾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指出:“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
对比温总理的话,我们的“人民作家”是不是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关心过人民疾苦,何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过呢?当下中国,依然存在许多不可回避的苦难和眼泪,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如果一味地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道义上的责任,这是悲哀的。所以,当我们反思文学的现状,在警惕市场化体制对作家娱乐化心态和消费主义写作影响的同时,更需要注意到文学正在丧失对广大人民的关注性和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重振文学对时代的作用,文学直面现实的传统就必须重新继承并发扬光大。
作者简介:
马忠,南江人,青年评论家。主要从事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及文化现象分析、儿童文学研究。出版论著多部。现为某市委机关刊物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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