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仓古道承载的平昌史事

　　米仓古道承载的平昌史事

　　巴中，是巴人、巴国、巴文化的中心，米仓古道是这个中心的“大动脉”。

　　米仓古道，是指翻秦岭过巴山，连接今陕西汉中和四川成都的一条道路。最早源于大巴山西段“巴方獠族人”狩猎生活的交通，后来逐步成为西南与中原地区最早的交通要道。秦汉以后历代官府与民众多次对此道路进行维修整治，使其在数千年来仍然负载着中原与巴蜀地区之间的人流、物流、政治、军事、文化传播等重任，在中国的生产发展、文化交流和交通运输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据《辞海》“历史地理分册”载：“米仓古道自陕西汉中县南、循汉水支流濂水谷道和嘉陵江支流巴江谷道到达巴中地区”;《华阳国志》和《巴州志》还记载了此道“约于3500年前，‘殷’属诸侯国‘方’(又称‘巴方’)的巴人在夏末商初时开通”，由古巴国属地(含今巴中)出发，越米仓山北达陕西古梁州(后延伸到汉中)的“米仓古道”，是石牛道未开通之前唯一的一条川陕通道，名曰“巴岭路”。

　　在古代，巴与蜀是两个不同的邦国，巴、蜀交往和进入中原无不借用此道。米仓道要翻越海拔2300多米的米仓山，沿途山高、路陡、林密。上山90里，下山90里，当中还有90里。元代末年，汉中划归陕西后，川陕两省便在牟阳城北筑有“巴峪关”、米仓山顶筑有“米仓关”。

　　米仓道的走向:

　　一是从北向南自陕西南郑出发，经秦家坝——黄草坝翻越大巴山东山坳的巴峪关——进入四川境内大坝堡(又名牟阳城)，然后过焦家河——米仓山、官坝堡——竹坝子——甑子垭进入“底塘堡”(今南江县城)，此路可下巴中，也可去苍溪。

　　二是经南郑走喜神坝——贾家河——台上(大巴山山坳，川陕界)——铁炉坝、——老君岩——银杏坝——闫王碥——琉璃关至“底塘堡”，出县城经东榆堡——八庙垭——淘金堡(赤溪场)——白杨堡(下两河口)——元潭堡——巴州和其所辖的“江口”(古称巴江，今平昌辖)是水路南下重庆，陆路西去成都的重要物资集散地。

　　三是有支线在南江桃园分路，经焦家河——白头滩进入旺苍县——经八角树——代家坝——广元——剑阁至成都(以上引自《四川文物》梁廷保文)。

　　米仓道始建于秦末汉初，在我县(原巴州或巴中辖)境内旱路可延向今成都，水路则可通达重庆、汉口、上海。是一条古巴人通往古蜀国和中原地区的一条重要支、干线。是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的交汇地之一。

　　古道到达江口，古先民又因地、因势、因商品流向开拓支道：

　　(一)从旱路出江口去岳家、西兴(古称长安古道，有实证)、佛楼后，进入达州入四川盆地;

　　(二)从水路下今渠江、重庆、武汉、上海全程。

　　(三)从汉中路出江口向北，经元山入得胜、杨柏、民胜、涪阳、平溪河(“闫王碥”、“望乡台”、“姜女梳头”地段，还残留有“背夫栈道”)、楼子达南郑的碑坝直达汉中。

　　(四)接从涪陵、合川、达县而来的客商经江口、荔枝、澌滩去广纳、诺江在涪阳与第三条路相接。

　　一、文化道

　　《辞源》对米仓道的解释：“自南郑经米仓山为入蜀要道，路皆险峻，古代用兵自陕入蜀，多出此道。”又载：“武王克殷，封其宗姬于巴”。《阆中志》载“蜀王伐苴，秦惠王借救苴伐蜀灭巴”。笔者认为：灭国并不一定就能灭人，巴人的后裔仍可以以另一种身份存在今天的巴蜀之间，它的文化则如巴江、嘉陵江、汉江源头生生不息跌宕无止。保存到今天的一些古老习俗如“巴渝舞”、“耍草龙”、 耍“板盾(凳)龙”、打“耍锣”、取火用火镰(纸媒创石取火)、穿“脚码子”、烧鼎锅作饭、碱灰汁点魔芋、扛端公(巫教)的“撵梅山”、“过刀桥”、“跑川花”、熏蜡肉、堂屋门上挂“吞口”、正月十五“烧格蚤”，高寒山区的刀耕火种，14岁以下凶死之人不入老坟园，(以四疋木板为棺，名火匣子)“葬”入石岩的习俗：平昌之河流冠名有“巴河”(原名南江河)、通、巴两江汇合后名“巴江”(见谭其骧《商时期全图》)、巴水河、巴渠;以山冠名者有大巴山、巴岭;以人或事冠名者有巴渝舞、巴山背二哥、巴峪关、巴蛮子、巴志、 巴岩洞、巴蔓子、巴掌、巴不得、巴结、乡巴佬、巴蜀、下时巴人、巴笼、巴笆、巴灵台(有乾隆时期的“巴灵台赋”);以动植物冠名者有：巴蛇、巴戟天、巴豆、巴茅、巴岩香、巴鱼、巴岩姜，还有把露出嘴外的牙齿叫“獠牙”等。又如《后汉书》载：“巴郡阆中夷(賨，以下同)人(板楯蛮)，作弩射白虎”。《巴州志》载：“汉王发夷人伐“三秦”。同样是把原巴国一带的人称作异人(夷人)。此外，各史均记有“东汉末张鲁拥有汉昌”等等，能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与古巴人后裔不无关系。

　　汉中大道，即经巴州江口(今平昌县)通往陕西汉中的古道。它也是一条南北文化传播通道。在江口接通巴州米仓道的秦汉时期及以后，巴国的先民为防止主要道路堵塞和为省力走捷径，在江口场后的一巨大悬石上，人工开凿出一丈多宽约一里多路的通道。打通了南北交通的丰功伟绩至今仍为人众乐道，至今这条路仍名汉中路。既可看到刊刻于西兴乡天堂村北1.5公里处，明万历乙卯年(1615年)咸安袁雪庵书刻的(高1.18米、宽0.7米、笔划宽0.9米)“长安古道”四个大字(四川交通·米仓古道史话)。还有位于汉中大道石壁上，清光绪年间(1883年)廖纶题书的“群山开路让人行”及《石峡颂》：“天开灵奇，重峦叠巘，岗抱双环，路开一线，树老石悬，竹修烟暗，宿鸟晨飞，流萤夕灿，水汇岷江，云连秦栈，剑阁夔门，东西相间，玉垒铜梁，秀分厥半，拾级连登，置身霄汉”。其中后六句是作者占在巴人后裔的历史的高度，明确阐明了秦代的巴蜀分郡(玉垒为蜀、铜梁为巴;剑阁为蜀，夔门为巴;岷江虽流蜀地，而汇入宜宾后仍为巴地)的地理位置和开凿大道的目的和时段(云连秦栈)。由于几条古道接通了南北文化和经济动脉，使巴州南部的江口(今平昌县)的民风民俗、农耕科举、文化形态、生存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平昌挖掘、抢救、整理古道文化从1986年开始，县文化馆共收集、修订、刊存古道两旁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和歇后语》、《背二歌》等共13000多条(共12册);收集打击乐 “耍锣鼓”(“十八换”、“大开门”、“野猫过桥”、“翻山铰子”)等著名段子103首;有巴地风情的唢呐曲128首，全部收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四川省达县地区卷》;清理保存唐代摩崖造象80多尊，民间文化工作者唐思孝自费收集待印的《巴山婚礼歌》8000多首;2009年县政协出版的《平昌风情》详细记录了“古道”人将南北文化融合后，演化成具有本地特色的风情、民俗等专集;以本地人和事编演的古戏曲也很有特色：如事发南宋时的川剧《赵琼瑶四下河南》、《滴血珠》、《盘山》;明代的《斩巴蛇》，兴隆场(今西兴)“黄花天子”黄登，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失败后，全部死难为题材的陕西秦腔《八庙河》;反映川、楚、豫、陕、甘白莲教起义，中后期领导全国义军转战陕、甘、渝、川、楚、豫最后全部(三代人)壮烈牺牲的本县自编川剧《方山英雄》;以白衣翰林(官监察御史)吴镇为震惊全国的“东乡冤案平反”为蓝本的川剧《巴山秀才》;以白衣进士吴德潚(官西安[衢州]知县)，积极推动“戊戌变法”一门死难30余口之事为基础的川剧《蜀鹃啼传奇》等，还有岳家寺翰林余 堃(陕西提学使署布政使)，在清王朝垮台后，先以出家为名委谢陕人推他为督军而逃回老家，继后装疯卖傻，拒受袁仕凯任他为“教育总长”的委派等等人和事，都为巴人精神的延续和米仓古道的文化内涵增添了很多闪光的亮点。

　　二、军事道

　　《辞源》解释：“自南郑经米仓山为入蜀要道，路皆险峻，古代用兵自陕入蜀，多出此道。”此道历来畅通无阻，可直下南江、巴中，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入川进陕的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和作用明显。除《华阳国志》、《保宁府志》、《巴州志》记载了“武王克殷，封其宗姬于巴”;《阆中志》载“蜀王伐苴(治今昭化)，苴侯奔巴，巴求救于秦。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贪巴、苴之富，灭巴，遂置巴、蜀及汉中郡”;《巴州志》还载有：“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伐“三秦”，秦地定，乃遣还巴中(巴中是指‘巴’的中部)”。此外，《平昌县志》、《平昌政务志稿》和赵学成《巴山风录》载：公元1258年(蒙古蒙哥汗8年)，蒙哥亲自率军攻南宋四川上游，主力由金牛道趋剑阁，另遣宗王木哥率偏师由米仓道趋巴中，在今平昌小宁城一线(白顶子)被守将所败。至合川钓鱼城兵败后，这里仍不属元朝统辖;除明朝末年张献忠及姚天动、黄龙领导的农民队伍攻四川、占江口方山坪(后建“大西政权”)等著名的军事历史事件在此发生外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史事有：清《平定教匪纪事》载：嘉庆1---10年，巴州白莲教(以原巴国地域为基地)联川、陕、渝、楚、甘、豫省义军，在米道上(川、陕、甘、渝交区域)与清军苦战10年，终使清王朝的政治、军事从此一蹶不振;出江口旱路边的王三春，1904年逃入通江为匪，后人多势众，又入陕、甘、鄂、渝四省和四川的通江、南江一带为害一方，并轮占南郑、镇巴、佛坪、宁陕、西乡、户县等地为基地，拥有匪众5000多人，自立关卡，自立税局，自铸钱币，自命县长，成为全国20大土匪之一，1935年被程 潜部打散活捉，由蒋介石亲批处决于西安;《中国人民解放军史》和《平昌县志》载：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建立“川陕省委”和各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红四方面军由入川的15000余人扩大到北上抗日时的5个军，80000多人; 1949年四川最大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解放军未正式到达，就和平解放通、南、巴、平等等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见《中共平昌地下党斗争史》)，都直接发生在这条路上。

　　留在古道上军事遗迹最多的要数那些依关隘、险岩建造，至今无准确数量的山寨。这些形同“内长城”一样的建筑，大都以巨石依势而就，开关四门，大者可住千人，小的能容数家，且生活设施完备，在冷兵器时代，具有“万夫难开”之势。在川东北、陕南及今重庆北部各县，凡崇山峻岭之处，大都有寨。平昌的青云乡就有九岭十八寨的记载。据相关文字记述，这些寨大都起用于明末，主以逃避张献忠和“姚黄土暴子”的兵乱，到清朝乾隆末嘉庆初的“白莲教起义”战争中，这些寨子不是被“义军”占领，就是被清“八旗子弟”部队或者地主武装占据。清军在农村实行“坚壁清野”， 也将百姓驱于寨上“居住”。故义军与清军在川、陕抗争10年之久的战斗大都是围绕这些寨子进行的。还有历史上留下来的塘、营、关、堡和多可砌墙的汉砖，这些可歌可泣，当追当忆的史迹，虽它已随岁月的尘封和风雨的剥蚀，只留下了一些“残破”，但它将随各方面的深入挖掘，保护，定能扫去尘土，熠熠生辉!

　　三、商贸道

　　北起陕南南郑县，经喜神坝、渡巴峪关之后，沿南江河谷到达巴中和巴江道，是汉中入三巴之捷径。凡向南的线路，都必经平昌江口，它是几条古道南来北往的商品集散中心和文化吐纳中心。数千年来，北面运来棉花、棉布、铁器、纸类;南江、通江筏来的原木、造好的木船以及南部的盐巴、渠县的红桔、蔗糖、平昌的草鞋、猪鬃、生漆、桐油、米粮等物资直下渝、汉、沪市场，而将这些发达地方的纱布、小五金、火柴、煤油以及“行帮”、“会馆”建筑和经营理念带回川东北乃至北方也是这条古道的功劳。“戊戌变法前，白衣吴德潚遣精通西文的嫡子铁樵、以棨，将白衣的猪鬃、桐油、棉花、木材运至上海，对外贸易，其利润用于支持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办《强学报》和在湖南开矿山，因其政治上的前卫和经济上的精明，被谭嗣同、梁启超誉为“三吴(父德潚，子铁樵、以棨)者，蜀之三龙也。吾国有此等人才，岂是亡国气象。”(《谭嗣同传》、黄遵宪的《人境庐诗抄》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清史稿》还记录了吴德潚一门30余口遇难之事和朝廷追认他的封号。现有实物或遗址可证的是通过下渝、汉、沪的水路，江口人从中原和出海口岸引进的先进文化和一些生活习俗。比如在江口镇建立“船帮公会”解决通、巴两河在江口王家沱停泊和下发渝、汉、沪的船舶、木料、木(竹)筏纷争;建立了“江口商会”和湖北、江西会馆，对经纪米仓古道水路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今江口镇、白衣镇内的“印子”式建筑，民房上的“风火墙”结构，端午节“赛龙舟”、七月七过“七巧节”、追奠逝者“放河灯”等，都是从中原引进在本地发展、影响几十代人的社会风尚。最值一提的是《达县地区金融志》提到的1947年(民国36年)3月，江口场人冯均琏、余伯彭、彭勣铣、吴国柱、邓智仙、余季高等人，利用江口地处米仓古道、汉中大道在此交汇，力行、船运兴旺;平昌、巴中、达县出产棉花、桐油、菜油、中药材、木料、造船业较为发达的机会，合资在巴中县城组建“昌平银号”，半年后，迁至江口镇(今平昌县城)。扩股募资5000万元，设立“民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金融业的存、放和异地汇兑提现，以及大宗农业产品、生活日用品的购销业务，大大方便了内外商贸和货币运转。一时之间，四周客商，都主动与民本公司投股或挂勾，业务快速膨胀，只得在在上海、武汉、重庆、宜宾、设立分公司，在陕西南郑、本省南充、泸州、万县、阆中、巴中、通江、南江、开江、万源、达县等地设立办事处，生意红火得炙手可热。至1948两年的运行，共盈利20万圆(法币)以上，每股分红500至1000元，一时名噪全国;不想1949年国民政府增发金元券达660万亿圆以上，使同期的市场物价上涨到近3500万倍，法币在国内市场全面崩溃。民本公司各股东所投的本金因剧烈贬值，四个月后血本无归，只得倒闭。

　　四、官驿道

　　与三条古道同一始端，从潮水坝分路，经通江的平溪、涪阳、诺江、广纳、澌滩到今平昌的荔枝在江口镇与古道汇合。此线路主要是平昌东南面的南部、营山、渠县、达县一部份背夫(背二哥)背山货去汉中大都从此路行走;一些南来北往的官吏，或走马上任，或衣锦还乡，也从此道的官驿进出;还有出西安过江口从旱路入绥定，向西去涪州(今涪陵)的官差也必从此捷径通过。因涪州每年荔枝成熟后，当地都需派官员、快马，日夜兼程沿此道送荔枝往长安。明王象晋的《群芳谱》和杨日升的《杨日升家谱》者载：“废小宁州西有荔枝溪，出荔枝，于立秋前后熟”，尽管有很多学者说荔枝道是从镇巴经子午道去太平(宣汉)，抵达州，去涪州，但若当时官员未去涪州而直接在“荔枝”采荔枝送长安也是极有可能，顺理成章的事，因平昌的荔枝名称在宋朝都还有，《保宁府志》和《巴州志》都有记载。